王登红：怎么找矿？

我从事地质矿产学习与科研工作已有41年。今天和大家聊聊三件事：第一，为什么要编找矿“百科全书”；第二，怎么找矿，找了哪些矿；第三，如何让更多年轻人也喜欢找矿。主题就是找矿。

 

2022年国庆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矿产资源。可是，矿在哪儿？怎么找出来？能不能画一张“藏宝图”，编一部“找矿宝典”，出一部“百科全书”？

120年前，鲁迅、顾琅编纂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矿产志》，那时全国仅发现矿产30种，矿产地1203处。

100多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找矿成就。为了系统总结百年勘查成果，全面厘清资源家底，总结成矿规律与找矿经验，服务新时代能源资源安全战略，支撑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决定，由我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和我担任总主编，研编出版一套全新的《中国矿产地质志》，作为新时代基础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任务艰巨，远超想象。资料跨越百余年，涉及十几个行业，标准不一、资料散乱、图件不兼容，有的资料真伪难辨。谁来干？我们动员了全国630多家单位，汇聚4500多位同行，并肩作战。怎么干？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采用什么样的资料，编制什么样的图件？千头万绪，一开始几乎无从下手，真是万事开头难。

 

 

有人质疑：“不就是剪刀加浆糊，东拼西凑吗？”还有人说：“出版一本书，还不如发表一篇SCI论文，既不能评职称，又那么辛苦，图啥？”

面对这些声音，我们没退缩。为了搞清楚古人怎么编志书，我们专门到宁波天一阁，去查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从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最后，我们制定了一套全新的规范体系，把全国的矿产资料梳理了一遍。14年来，大家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凝心静气，全神贯注，遍搜群册，勾陈发微，博览群书，去粗取精，挑刺、纠错，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14年来，我的办公室里也始终堆满了资料。为了抢时间，我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利用上班前的宁静，排除干扰，字斟句酌，精心打磨。

这14年，我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踏遍大江南北：从北疆额尔齐斯河的砂金，到天涯海角的锆铪矿；从高山之巅的风化壳稀土矿床，到地下两千米深的金矿；从戈壁荒漠的钾盐，到密林丛中的锂矿，尽可能实地核查。我们采集了600多个矿床的4500多件珍贵样品，形成了矿产资源家族的知识图谱，不但保证数据可信、资料详实、结论可靠，也为人工智能找矿奠定了基础。今后，只要大家拿手机拍个照片，再跟我们的知识图谱对照，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矿，是什么矿了，这也是新时代的“群众找矿”。

板凳一坐14年。您说，这14年，值吗？

到今天，这套书已经出版了120部，总字数约1.65亿字，总页数7.4万页，垒起来有两层楼那么高，被称为“著作等楼”，实现了矿种、矿产地、国土范围全覆盖，被院士专家们评为“国际领先”，具有“里程碑”意义。另外，还有100多部志书正在修改、出版中。

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找矿宝典”。在昆仑山上，在川西密林里，在戈壁荒漠中，到处有它带来的影响。一位我并不认识，在新疆找金矿的地质队员说：尽管《金矿卷》太重了，上下两册有16斤，但我还是将它带到野外，放在帐篷里，天天翻，当作找矿工具书。

那一刻，我觉得这14年，值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发现两个大铜矿，一个在福建，一个在新疆，当时叫“东有紫金山，西有阿舍勒”。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新疆阿舍勒铜矿。1995年毕业时，我提出了与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当时普遍认为，阿舍勒矿田Ⅰ号矿体受倒转向斜构造控制，形如“鱼钩”，向深部迅速尖灭，找矿前景不大。

我通过野外专题填图和室内系统研究，大胆提出了质疑，明确认为该矿体深部仍有找矿潜力。当时因为这个“另类”观点，我承受了巨大压力，甚至一度想再也不回中国地质科学院了。博士毕业后，我在其他行业找到了工作，还有两居室的住房等着我。听闻此事，我的导师陈毓川院士苦口婆心地开导我：“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就这一句话，让我留了下来。

30年来，阿舍勒铜矿的深部，不断取得找矿突破，我的观点也得到了证实。

30年前，地质行业陷入低谷，身边的同学同事要么下海经商，要么出国深造，矿业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矿床学基础研究也被打入冷宫。而我偏偏选择稀有金属——这个“冷门”中的冷门，一头扎进新疆阿尔泰，去研究可可托海三号矿脉。我在那摸清了成矿规律，为后来发现四川甲基卡新三号脉奠定了基础。

一直到2002年，国内外还是很少有人专门研究锂矿。当时，锂的用途有限，用量不大，市场很小，连教科书都说它是“小金属”。但发达国家已经在锂电池领域全面布局，摄像机、照相机中也用到了锂电池——我确信，锂绝不只是小金属

于是，我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点研究青藏高原东部的伟晶岩型锂矿。3年研究，牵动了之后2800 公里长的亚洲锂腰带实现找矿突破。2012年，我担任“三稀矿产”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把目光锁定在四川甲基卡——这里有500多条伟晶岩脉，却多年没有实现找矿突破。

甲基卡位于青藏高原的东部，海拔4200多米。高寒缺氧，空气稀薄，每天爬山，头疼欲裂，常常彻夜难眠。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环保要求也不能挖探槽，怎么办？我想了个土办法——“生物找矿”：采集包括干牛粪、植物及水样在内的各种样品，分析其中稀有金属元素的含量，大致判断矿的位置。这一招还真管用。

2013年，我们部署的第一批钻孔打下去，孔孔见矿！那个矿脉，命名为“甲基卡新三号脉”，正是为了与可可托海三号脉遥相呼应，也是为了科学家精神的一脉相承。

甲基卡找矿突破后，我带领团队，锁定2800公里长的巨型锂矿带，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一路找下去，新疆西昆仑、阿尔金，四川马尔康，乃至江西九岭、湘鄂赣幕阜山等地，一个又一个大型锂矿相继被发现。如今，不只是手机用到了锂电池，大街上跑的电动汽车，空中飞的无人机，都用到了锂电池。锂已经成为21世纪能源金属的代表，被誉为“白色石油”。

我研究的三稀矿产还包括稀土。我们用自己的理论，在四川牦牛坪查明了千万吨的稀土矿，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度十大进展、中国地质学会2025年度十大进展，被自然资源部作为“十五五”开局公开向全世界宣布的重大找矿成果，新华社等媒体称之为“震撼性”成果。

我带领的科研团队，跟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的其他研究团队一起，每年布设数万米钻探工作量，见矿率超80%。而据国外统计，全球找矿成功率已经从上个世纪的2%降低到了3‰。这说明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成矿理论，创新找矿技术方法，才能引领找矿突破。

 

 

回首往事，我初步实现了找大矿、找好矿的愿望，为资源所70年的辉煌添砖加瓦。但是，我也发现，愿意投身找矿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真正喜欢找矿，也就是好（hào）找矿的年轻人更少，对此我深感焦虑。

“好（hào）找矿”比“好（hǎo）找矿”更难、更迫切。设备可以买，技术可以升级，但培养喜欢找矿的年轻人，更是矿业强国的基本保障。30年来，我们团队培养了李建康、王成辉、代鸿章等60多名研究生，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顶梁柱。四川加达锂矿，不到一年就取得了找矿突破，这就是年轻人后来居上的生动体现。

走上管理岗位后，我提出了资源所学科建设、矿产调查、成果转化“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同向发力的思路，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加强人才培养与找矿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行优化“一人一策”青年培养机制，搭建多学科学术交流平台。同时，不断优化团队建设——2013年重建“稀有稀土贵金属研究室”，2017年创建“找矿实验室”，2026年恢复“区划室”。这支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科研集体，被评为自然资源部创新团队。如今，资源所不但有十大研究基地，还同时承担着12项国家重大专项项目。年轻人有了用武之地，得到了锻炼成长。欢迎大家来资源所工作，或者一起找矿。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还在老科学家精神的感召下，通过《中国矿产地质志》的研编，为630多家基层单位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显著提升了我国成矿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起到了行业引领作用，实现了“两加强、三提升”的目标。

当今世界，大国博弈，风云变幻。谁掌握了战略性矿产资源，也就掌握了主动权。新一轮找矿突破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大山，走向荒野，奋进新征程，找矿新时代。在体验祖国壮美河山风光秀丽的同时，我想对在场的每一位，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说：

如果你想挑战自我、发现宝藏、找矿报国、造福人类，那就来吧！让我们一起拥抱自然，体验人生，找大矿，找好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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