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此心向党 ——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前后后（二）

 

“今天是中国未有的大时代，一切人都要努力，不能落伍。”1950年5月回国之后，在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李四光兴奋地说。

那时候，李四光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中央仍然对他委以重任，任命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地质部部长。他决定时时刻刻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学习，使自己的思想能及时跟上党，理解、拥护并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决策；摒弃私心杂念，想党之所想、忧党之所忧、急党之所急，敢于挑担子扛重活，对待组织交代的工作全力以赴、竭尽所能去完成。同时，像关心家人一样关心群众，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设身处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李四光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也非常重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掌握。早在1948年8月，李四光在伦敦期间就开始阅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回到新中国之后，李四光身居要职，始终坚持政治学习。他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还主张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1954年初，中央宣传部组织科学家学习哲学，成立学习委员会并推举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李四光积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李四光学习政治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把学习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论运用到具体的工作中，化为工作的实际成果。

我们知道，从性质而言，地质工作是一项科学技术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地质既要承担为国家寻找急需的矿产资源的重任，也要为国家的大规模工程建设做好勘察工作。此时要组织好这一项新中国的宏伟事业和全国性规模空前的科技工作，服务国家发展大计，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统一谋篇布局，将全国地质工作者聚集起来，将广大地质领域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做好地质工作，1956年6月，李四光在认真学习与掌握中央有关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上，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商讨如何落实政策，具体地说，涉及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政治、工作与生活三个方面。大家认为，在政治上，要充分相信他们，树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认识，经过锻炼和思想改造，他们绝大多数是衷心拥护共产党，愿意跟党走的。要保障他们的政治待遇，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倾听他们的呼声与诉求。在工作上，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避免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问题，把有魄力、有能力、有才干的优秀分子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发挥他们在决策工作中的参谋作用。在生活上，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创造必要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精力充沛、心情舒畅地发挥业务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三个方面，与后来我党提出的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基本政策相吻合。

对于如何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李四光认为，科技人员也要讲政治，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强化政治引领，自觉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特别是年轻的科技人才，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使用人才不能光强调技术而不问政治，政治上必须要靠得住。李四光认为，科技人员要讲政治，但也不能绝对化，不要搞形式主义。尤其是对于一些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应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钻研业务，更好地在业务岗位上发挥作用。

在钻研业务方面，李四光专门提出了时间问题。为此，他还专门调查并分析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五项：本身从事的研究工作；指导别人的研究工作；参加学术性会议；参与行政性工作；参加社会活动。他提出，第一、第二项工作应当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不要轻易挤占；学术性会议只参加那些必须参加的、效率高的，以免浪费时间；对于那些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要及早给他们配备行政助手，尽量让他们少在行政性工作上耗费时间。

李四光曾经充满激情地说：“科学技术人员既是脑力劳动者，也是体力劳动者，既要动脑子，同时也要动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事业是最富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工作。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抱定了为祖国的富强、为人类的幸福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中不断探索自然的奥秘、不断发现与创新，那么他的生活就会幸福愉快、生动活泼。”

对于科技人才的管理，李四光建议人事部门多进行调查研究，对科技人才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学术专长，要建立一套系统的、精确的档案，以备随时调用。在调动与使用科技人员时，要尽量照顾本人的意愿和专长，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

李四光认为，青年人才充满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是科技人才队伍中的生力军，代表了科技事业发展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对于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从来都寄予厚望。他希望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把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放在突出位置，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给予青年科技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为他们成长和发展搭建舞台、拓展空间。

1962年11月，李四光应约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专门谈到了青年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问题。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克服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障碍，攻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堡垒，但堡垒还没有完全攻破，障碍还没有完全扫除，要把我们的科学技术提高到现代先进水平，仍需付出更艰辛的努力。他希望各方面更加关心关爱青年科技人才，教育引导他们坚定信念、涵养学风、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同时，着力解决青年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和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敬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高瞻远瞩，深入洞察科技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外科技资源，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抓住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产品，通过构建协同高效的领导体制、决策指挥体系和组织实施体系，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坚持党的领导、党管科技、党管人才。强化科技事业的思想政治引领，既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1957年6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李四光所作题为《党能领导科学工作》的文章。文章中，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分析与深刻阐述了科学工作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怎么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这是李四光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后写的感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基础上，经过整理、修改和补充而成的，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李四光在文章中指出，在要不要由党来领导科学工作的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科技人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的。有一些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领导方法上。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确有少数科技人员夸大或过分强调了一些局部的问题或不足，甚至怀疑党到底能不能领导科学工作；也有一些人提出“你可以领导，但最好少管一点”，或者“尽量少管科学，多管供应”，等等。李四光尖锐地指出，这些论调都是不对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这样显然是有害无益的，必须纠正。李四光也直率地指出一些科研机构在领导科学工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谈到党领导科学工作的具体作用，李四光认为：首先，可以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科技人才的关怀传递到科研人员身上，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科技工作的正确方向，把广大科技人才凝聚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其次，可以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包括当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李四光认为，只有党才能统揽全局，全面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需要，并科学地组织与调配各方面的力量。再次，可以保证科学研究工作在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李四光认为，科技人员看问题往往容易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自己熟悉的业务，而处理实际问题常常需要很多部门配合和协作。有了党的领导，就可以保证科技人员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可以用全面的观点来看问题、处理问题。李四光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责领导科技工作的同志要多抽一些时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而科研人员则多抽出一些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从思想到工作，彼此之间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配合默契。

在杭州养病的李四光还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跟前来探望他的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坦率地交流了看法。李四光建议，今后要尽量不用运动的方式来搞科学。他还举例说，说发展科学就一哄而起，说要收缩就一切停止，说改善条件就什么都要买新的，说要节约又什么都不管了，……这些都是运动的方式，是形式主义。

1957年6月，地质部副部长宋应代表地质部党组到杭州探望李四光，并就地质工作怎样加强党的领导听取了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直率地指出，这方面的问题具体到地质工作上，就是没有很好地理解中央的精神，计划的严肃性不强，计划想变想变，干部频繁调动。同时，地质部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不够，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

围绕着如何加强党对科学工作和地质工作的领导，李四光除撰写文章亮明自己的观点外，还组织会议让大家提出中肯的建议，或和同事们敞开心扉、相互交流，这些都反映出李四光对党一片忠心以及他襟怀坦白、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李四光提出的有关怎样加强党对科技工作包括地质工作的领导，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做到人尽其才的观点与建议，大多为有关部门所采纳，甚至为我党制定与完善有关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1950年李四光回国后，迎接他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从此，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痛苦阶段结束了。当李四光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中国时，他意识到这正是自己年轻时参加辛亥革命所追求的。

李四光说，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就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

李四光进而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科学事业包括地质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所以，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充满热爱，对中国共产党深感敬佩。事实上，早在1951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就曾邀请李四光加入民革。后来，还有人邀请他参加民盟和九三学社，他都婉言谢绝了，因为那时李四光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

那段时间，李四光在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殚精竭虑的同时，为要不要马上提出入党申请而犹豫，而苦恼。他在想，在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在无数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里，自己还是一个生活相对优裕的知识分子，没有投身于革命队伍中的觉悟。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成了执政的党，在这个时候要求入党，他认为当然是不够资格的。

 

 

 

李四光回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经历的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和自己的多次抉择，具体地说，是三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抉择：

第一阶段，在腐败媚外的清政府统治下，国家动荡不安、百业凋敝。在面对是继续维持清政府的统治还是投身革命这两条道路时，李四光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选择了后者。他十六岁时成为最年轻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将孙中山先生“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嘱托作为人生指引，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将个人前途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失败后，面对依然占统治地位的旧势力，李四光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在面对是重新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还是寻求科学救国之法这两条道路时，李四光选择了后者。他远涉重洋赴英国求学。学成回国后，一面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一面坚持与反动政权斗争。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得出需以科学来改变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发现这种“科学救国”的理想尚属难以实现的幻想。

“九·一八”事变后，李四光直言不讳地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西安事变后，李四光目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投向南京国民政府，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仍然受到追捕迫害，在失望愤慨的同时，他深深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广大的工农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战斗，才有胜利的一天。

第三阶段，在被黑暗笼罩的政治形势下，科学工作举步维艰。李四光再次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忍辱负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保存力量，等待未来；另一条是不顾一切，立即投身革命的武装斗争。面对这两条道路的抉择，李四光感到极大的困难，内心十分痛苦地选择了前者。他舍不得放弃科学研究，特别是想揭示地壳构成的规律和地球形成过程的奥秘。在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李四光形容自己“好比一个小虫子隔着玻璃，见了一点光亮，便乱动乱撞，满不顾及那一点将信将疑的光亮是从何而来，是真是假”。这种无奈与沮丧的确是他当时的心情。

李四光在反思自己这个阶段没有投身于人民革命队伍中的原因时指出：“从我所受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教育所发展出来的‘自由思想’，束缚了我的思想自由。”

思前想后，李四光感到，自己虽然对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从阶级觉悟和世界观的改造来讲，还只是刚刚开始，离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在对党的事业的贡献上，自己还没有什么作为。再加上自己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是否能起到一名共产党员的作用，也是一个问题。在这重重思虑和矛盾中，那段时间里，李四光把入党的想法深藏在自己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