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此心向党 ——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前后后（一）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

1960年2月27日，李四光向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党支部提交了转为正式党员的申请。6月14日，第一党支部大会一致同意：李四光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一个星期之后的6月22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根据地质部党组的报告，批准了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党支部的这一决定。李四光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

这一年，他整七十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陶醉了，莫大的幸福拥抱着李四光。“我入党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不过的事情！我活了七十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这中间，我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当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但李四光还是激动得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为了不影响夫人休息，他干脆翻身下床，悄悄来到书房。坐在书桌前，他想了很久，接着，写了入党后的一段感想，充分表达了入党后的激动心情。这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地质学家称自己“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

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李四光一回到家里，就郑重其事地换上了那件他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山装，并请人专门拍摄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彩色照片，将它悬挂在家中客厅墙上的中央位置。

李四光以其显赫的科学成就蜚声国际学术界。他也以自己的毅力和执着，探索出了一条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下张家湾村一个贫寒的农村私塾教师的家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李四光的少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欺侮中国的时代。

十四岁那年，李四光从黄冈来到“九省通衢”之地武昌学习。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他见识了在乡下时从未见识过的事物。在武汉的港口，他看到西方列强将掠夺来的物资通过长江航道一船又一船运往国外的时候，看到百姓被外国人无端凌辱的时候，感到无比压抑、憋闷——所在的明明是一个泱泱大国，却被西方列强压制得喘不过气来。

俗话说：“人弱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国家蒙辱，人民遭殃，文明蒙尘，在李四光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创痛，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当时的李四光将这一切归结于国力衰落。他认为，无论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屈辱，还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中国的海军实力不足，没有坚船利炮。因此，他暗暗下了决心，将来要去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他坚信，只要我们也能造出强大的舰船，有了具有威力的炮弹，便能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与西方列强一较高下。这样，祖国就不再被人欺凌，并且能够逐步崛起、日益强大。1904年7月，李四光满怀着用科学知识为国强民富作贡献的美好意愿，赴日本官费留学。李四光选择了舶用机关科，开始学习造船机械。

李四光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值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前夕。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所倡导的革命主张，在留日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李四光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始终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有空的时候，会跑到中国留学生会馆去聆听各类演讲、参加集会，由此他慢慢结识了一些民主革命家。李四光还与这些革命家探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被激发出来。在同他们的频繁交流与接触中，李四光受到了更为浓厚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905年8月20日，是李四光毕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见到了敬仰已久的伟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和宣誓仪式。

当轮到李四光宣誓时，他轻轻地推开门，走进那间小房间，看到领誓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向李四光点了点头，示意开始宣誓。李四光宣誓之后，孙中山和李四光谈话。得知李四光年仅十六岁时，孙中山亲切地摸了摸李四光的头，说道：“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刚刚16岁的李四光成为孙中山在日本组建的中国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中最年轻的会员，因此后来周恩来说他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孙中山的这句勉励，李四光一直铭记在心，不仅将其作为座右铭，也使其成为自己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源泉。

加入同盟会以后，李四光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不仅是因为工业极度落后，更主要是因为清朝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和“一盘散沙”的社会现状。想让中国真正实现独立富强，不仅要学工业、学知识，更要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首先要在政治上实现变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听到起义爆发的消息，立刻赶回武汉，不久，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这时，武昌正处在反革命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在战事吃紧的时候，李四光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车夫为起义部队搬运弹药，运送伤员。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李四光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同盟会总部迁至南京后，由地下转为公开，湖北同盟会重新组织支部，石瑛为支部长，李四光为书记。

 

 

1912年2月7日，李四光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时年二十三岁。3月5日，根据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指示，将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担任司长。遵照孙中山的指示，在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他派员接管前清劝业道所属各实业单位，严惩贪官污吏，号召企业恢复生产，重建汉口商务，保障水陆联运等，湖北各项实业开始出现生机。那时，李四光经常马不停蹄地往返于南京和武昌之间，工作十分繁忙。

在湖北推进实业建设的过程中，李四光开始意识到，仅靠学习造船并不能实现国家富强，原因在于造船需要燃料，燃料包括煤炭等资源，如果想更好地发展实业，工矿才是基础。因此，李四光对采矿产生了兴趣。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

1913年7月，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到英国留学。这一次他选择了采矿专业较好的伯明翰大学，之后他感觉要采矿得先找到矿，于是一年后改学地质学。从此，他开始尝试科学救国、地矿救国的道路，并且走了很长的时间。

 

 

在漫长曲折的人生征途中，李四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有一个逐渐了解和不断加深的过程。

李四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并不晚。早在1920年，李四光从英国留学归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可见，李大钊是李四光接触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1921年，李四光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参加了在北京组成的索薪团，与军阀政府开展索薪斗争。在李大钊等遭到反动军警殴打以后，李四光与其他教授联名发表辞职启事，以示抗议（后经校长蔡元培苦心劝说才撤回了辞呈）。在后来的斗争中，李四光与中共北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等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他们在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0年7月，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联合赶走了皖系军阀段祺瑞之后，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直奉两系之间对北京政权的明争暗斗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此时教育经费紧张，教职员工的工资发不下来，当局却不管不顾，或一拖再拖。

同年10月，蔡元培为了缓解办学的资金压力，只好出国去筹措经费。到1921年2月，各校教职员工已有两个月未领到工资，生计难以维持，有些家庭连粗茶淡饭都吃不上，只好把家里的东西送去当铺；有些家庭则靠东借西借来维持生活。大学教员的生活尚且如此，一般中小学教员的生活更可想而知了。有的小学教员为生计所迫改营他业，有的甚至以在夜间拉人力车谋生。教员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换来的却是当局的置之不理，或者敷衍搪塞。

到了3月，各校教职员工生活实在无法维持。北京大学在校的师生忍无可忍，于3月14日起举行罢课。随即，李大钊、马叙伦、李四光等北京八所国立学校的五十余位教职员工代表，联合组成索薪团，并发表了宣言：“我们再不能忍了！所以我们只好宣告停止职务，与政府作最后谈判。我们所痛心的是，耽误了青年学生最宝贵的光阴。但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去负。”

对于这一宣言，北洋政府依然视若无睹。最后，八校学生在4月12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要求政府迅速向教职员工发清欠薪，让学生恢复上课。北京大学的索薪团员分为四组，其中李大钊、李四光、马寅初、何杰等七十四人分在第一组。5月19日下午，第一组成员首先会同各校索薪团成员到政府教育部索讨欠薪，接着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依次出发，轮换行动。见此情形，当局在5月拨发了4月的薪水，但对之前的欠薪仍采取拖延的态度。北洋政府的行为激起了广大教职员工的愤怒。

6月3日，除了八校教职员工和校长全部出动游行外，北京各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八校的学生都参加进来，总人数达五千余人。当游行队伍到达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早已准备好的大批军警冲了出来，见人就打。李大钊和马叙伦走在队伍最前列，头部受了重伤。那天大雨倾盆，马路上血水交融，惨不忍睹。

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以李大钊、马叙伦等“妨害公安，诋毁总统，打伤教育部代部长及总统卫兵”为由，向法院提出公诉，还虚构情节，通电各省制造舆论，又派出警察、密探看守着医院。

不久，当局派了一名警官来到医院宣布：负伤者除马叙伦外，其余的人即刻出院。这一宣布立刻遭到全体受伤者的坚决反对。大家表示，同是为请愿而受伤，理宜同去同留，决不单留马叙伦一人在医院受虐待。由于受到军警的严密监视，行动失去自由，马叙伦义愤填膺，开始绝食，以示对当局的抗议。6月13日，李大钊发表文章《最悲痛最要紧的一件事》，全力声援马叙伦：“本会议主席马叙伦自受伤后，愤政府之摧残教育，虐待士类，刀刺枪打之不足，复以医院为囹圄，待同人受伤代表俨同已决之死囚。马君已于前日起断绝饮食，决心自杀，倾已陷入危急之境，不知同人有何善法以劝慰马君。临书悲愤，用告同人。”

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在广州的孙中山对北洋政府“六三”暴行发出愤怒的声讨，全国各界也纷纷电斥“六三”暴行。眼看即将引发罢工罢课的新高潮，北洋政府生怕事态扩大，开始撤走警探，并派人出面调停，到医院慰问马叙伦，也发放了部分欠薪，这次索薪风潮才算暂时平息。

1924年2月2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重新宣布了大学的有关制度，并废除了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和1913年颁布的《大学规程》。条例要求成立董事会，取消全校评议会，董事由教育总长指定，等等，这引起了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强烈反对。条例出台的背景是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主张“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了改变北京大学受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影响严重的状况，推动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改变校长一人独揽大权的局面，蔡元培设立了全校评议会，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全校评议会的成员为教师、学生及一些校外专家，共同讨论并决策北京大学内部的重要事务。这一举措有效提高了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促进了学术交流与创新，使北京大学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近代高等学府。不请自来的北洋政府，无疑打破了北大原本的宁静。1924年3月，李大钊、顾孟余、陶孟和、胡适、陈源、王世杰、石瑛、丁西林、李四光、何杰、丁绪贤等六十名教授，联名写公开信，要求彻底取消这个条例。李四光又一次坚定地站在李大钊一边，和北洋政府进行斗争。

在历次和北洋政府的斗争中，李四光感受到了李大钊胸怀大局、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看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但他当时对共产党人的革命主张还不甚了解，因此一时还难以跟随李大钊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北方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被捕后，备受酷刑摧残，但他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三十八岁。

1933年3月，即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残害六年后，李大钊的遗孀赵纫兰带着儿女从河北乐亭回到北平，准备安葬李大钊，但因贫困而无力操办，便找李大钊昔日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帮忙。北方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公葬，以伸张革命正义。筹备工作就绪后，由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出面在《北平晨报》上刊发讣告。

北平广大知名人士，如蒋梦麟、胡适、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梁漱溟、鲁迅等昔日北大同事纷纷伸出援手。得知北京大学要出面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消息后，李四光立即拿出一笔钱送去，表示“襄赞这一义举”。蒋梦麟在香山万安公墓为李大钊代购墓地，刘半农执笔撰写碑文：“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李大钊终于入土为安。

李大钊的英勇就义，使李四光看清了反动军阀的本质，也让他看见了共产党人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畏流血牺牲的精神。

后来，李四光定制了一只大铜墨盒，在盒盖刻上了李大钊生前题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据李四光身边的人回忆，在此后的几十年风雨中，李四光一直将这个墨盒携带在身边。他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一安居下来，就将这只墨盒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书桌上。“如对斯人”，他将这位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高尚品德作为自己终生参照的对象与学习的榜样。

 

 

李四光接触的第二位共产党人是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南京沦陷后，地质研究所被迫迁到广西桂林。在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活动中，李四光认识了范长江。

范长江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出色的领导者，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战地采访，写下了大量战地通讯报道。周恩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李四光在桂林认识范长江时，范长江才三十岁左右，但已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李四光觉得这个年轻人热情、正直，并且对范长江的文学才华和组织能力，以及其对抗日形势的分析都极为欣赏，但当时只知道他热心从事抗日救亡的新闻报道活动，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范长江曾向李四光介绍过陕北延安的情况，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团结、抗日自救的动人事迹；也介绍过西安事变时他在那里采访，见到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如何从民族利益出发，为争取蒋介石抗日，耐心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道理，以及促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在与范长江的接触中，李四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有了大致的了解。

 

 

李四光正式接触的第三位共产党人是周恩来。20世纪40年代，地质研究所从桂林迁到重庆，李四光也来到重庆。由于长途跋涉，车马劳顿，李四光大病了一场。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曾两次秘密看望过他。第一次是在听说李四光夫妇患病后。当时，为了甩掉特务，周恩来专门选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绕道来到李四光的住处。到了后，周恩来发现李四光虽然身体不适，但依旧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前静静写作，深受触动。周恩来告诉李四光，日本侵略者就快被赶出中国了，我们离胜利不远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要搞建设了……随后，周恩来又向李四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叮嘱他多保重身体。此次会面，让李四光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等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第二次是在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周恩来再次前来看望李四光。这一次，周恩来向李四光提议，让他联合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建立自己的组织。周恩来的这一想法与李四光不谋而合。

两次会面，让李四光深受感动，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李四光对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十分钦佩。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此次会面，让对中国未来充满迷茫的李四光重新燃起希望。追随中国共产党，像共产党人那样不惜一切为国家振兴和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也悄悄地成为李四光心中的一个愿望。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下，李四光与竺可桢、任鸿隽、丁西林、严济慈等一百多名科技工作者，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沙坪坝正式成立，首届理事长由竺可桢担任，监事长为李四光，总干事为涂长望。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总会设在沙坪坝，在西南、西北地区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分会，在美国、英国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分会。一年后，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后来更发展到几千人。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受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同志的领导，成为统一战线上领导和团结科技界人士的重要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正是利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将李四光等科技工作者从思想上紧紧团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抗战胜利后，李四光决定到上海去检查一下身体。抵达上海之后，李四光夫妇便在岳阳路中央研究院的集体宿舍安顿下来。经过医生一番细致入微的检查与诊断，结果令人揪心：李四光患有颇为严重的心绞痛，不仅如此，他还患有肺结核。身体已亮起红灯，确实急需好好静养。可那时的上海，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街头巷尾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息，人心惶惶，动荡不安。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李四光感到心情很压抑、很郁闷，他想要寻找出路、寻找光明，他想到解放区去。得知李四光正在上海休养，朋友不断上门来看望他，而李四光这段时间念念不忘于范长江向他介绍过的解放区，他想到那边去工作。

这一天，孙殿卿来看望李四光。孙殿卿是抗战开始以后才来到地质研究所工作的。李四光知道，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结识的朋友中就有不少进步人士。孙殿卿平日行事作风很沉稳、踏实，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李四光便坦白地和他谈了自己的心迹，问孙殿卿有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董必武，打听一下西北地区是否需要地质工作者去做些工作，新疆天山山脉是不是可以去做实地考察；同时，悄悄地打听一下去解放区的路线。

孙殿卿感受到了老师的真诚，深深感受到了这份托付背后沉甸甸的信任，他毫不犹豫地应下了这份重托。几经辗转，通过一些可靠朋友的帮助，孙殿卿最终获得了董必武约见的通知。董老让孙殿卿转告李四光，大家知道仲揆先生的处境，也知道他在上海，时刻面临风险。但现在形势很严峻，实在不便前去探望，怕见面暴露目标，反而给先生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危及他的安全。孙殿卿还向董老转达了李四光的愿望。董老说：“我们在那里的人几乎已经被他们搞光了，新疆现在肯定不能去。”接着，董老给孙殿卿讲了不能去的道理。原来，1941年6月，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对苏联发起了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了巨大危机，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秘密联系在新疆的叛乱分子发动叛变，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党员几乎全部被软禁，并先后被盛世才等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1943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毛泽民及林基路等一大批党的杰出骨干英勇牺牲，血洒新疆。董老说，到解放区去，现在路上也很不方便。当前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虽然蒋介石在尽力挣扎，实际已处于崩溃的前夕，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要先撤回去，在这里怕也停留不了多久。董老让孙殿卿转告李四光，现在蒋介石已经疯狂，不可不防，并叮嘱他保重身体，最好就近找一处妥善的住处暂避战乱。董老说，望多珍重，后会有期。

1948年2月初，李四光携夫人许淑彬从上海启程赴英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会议。会议结束后，李四光按照董老的叮嘱，加之由于身体一直没有很好地恢复，暂不回国，在英国的海滨城市伯恩茅斯住上一段时间，一边养病，一边等待回国的时机。

在伯恩茅斯休养的日子里，李四光无时无刻不在渴盼着回到祖国，他关注着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寻找有关国内形势的报道。1949年元旦后，南京国民党政权仓皇逃至广州，并强令地质研究所搬迁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当时，地质研究所地下党员许杰、赵金科等人带头秘密协商起草了一个反对搬迁的誓约，决定留在南京或上海，在誓约上签字的有许杰、赵金科、斯行健、孙殿卿、张文佑、刘之远、吴磊伯、马振图、谷德振、陈庆宣、徐煜坚共十一人。他们立即将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李四光。李四光知道情况后，从1月19日到2月9日，分别给许杰、赵金科和俞建章等接连写了三封信，并发电报过问。信中，李四光对许杰、赵金科等“愿留守本所，看护书籍、仪器，深为钦佩”，认为地质研究所及同仁搬迁“似无多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李四光还表示，愿将个人名下所存的少许积资公开，“作本所研究工作同仁救济之用”，待局面稳定，再从长计议。由于李四光的力阻，以及由地下共产党员带头，地质研究所同仁与国民党特务的周旋，南京解放时，地质研究所三十名科学家无一离开，地质研究所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4月20-25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布拉格和巴黎同时召开，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远在英国的李四光带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请李四光尽早回国，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李四光接到郭沫若的信并了解到南京解放的情况之后，心情十分激动。他高兴地对夫人许淑彬说，马上做好回国的准备。他们很快就去申请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的过境签证，并预订了回国的货船票。此时，李四光的心早就飞回了祖国。不久，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剑桥大学举行年会，李四光应邀参加。他在会上动情地说：“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