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姑娘走进深山、走进坑道,也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轰鸣的风钻、泥泞的雨鞋和幽暗的巷道里。今天再回望“三八”坑探班,打动我们的,不只是那些纪录和成绩,更是那个年代年轻人身上朴素、坚韧而明亮的力量。
1976年,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来到地质五队机掘队。
一路上,他们还唱着电影《年轻的一代》里的歌。可到了驻地,眼前的生活和想象中很不一样:四周是高山,驻地在半山腰,离村庄很远;住的是蒙古包和用荆条、泥巴搭起来的简易房,几条长凳架起木板,就是床。
坑道才是最让人发怵的。阴暗、潮湿、狭窄,有些地方连走路都费劲。可每天,他们要在里面凿岩、掘进、装料、推矿车。
那一年10月25日,以鲍秀霞、樊淑敏、谢晓芳、魏春风等人为骨干,20多名年轻女工组成了“三八”坑探班,平均年龄只有21岁。姑娘们第一次进坑道时,工作服大得不合身,就找绳子把袖口、裤腿扎紧;雨鞋太大,她们便拿棉布把脚一层层裹起来,既合脚,也能挡一挡坑道里的寒气和湿气。这些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办法,是她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生活经验。
坑道里的活儿,却一点也不轻。有人握着六七十斤重的凿岩机打眼,有人推矿车,有人装药放炮。刚开始操作风钻时,巨大的震动和轰鸣让人心慌,一个班下来,耳朵里还嗡嗡作响,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钉道工郑淑芬为了练好打锤,休息时也找来石块练习;凿岩工李秀芝常常一个班下来,手臂还保持着握风钻的姿势。伙食员闫凤莲一天要做四顿饭,还得把花卷、糖三角和热菜汤挑到坑道口。她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很少只蒸普通馒头,总想着做点有滋味的东西。因为姑娘们下了班实在太饿了,一口气能吃下四五个二两重的花卷、糖三角。
坑道里也有惊险的时候。一次,樊淑敏被炮烟熏倒,抢救过来后一天没有吃东西。第二天,大家劝她再歇一天,她却又回到了坑道。鲍秀霞有一次凿岩时砸伤了手,鲜血直流,被人催着下山包扎,处理完伤口又赶了回来。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班组里并不少见。
两个月后,“三八”坑探班已经能够独立作业,进尺100多米。
此后,随着任务变化,她们从兴隆黄土梁辗转到迁西黑石峪,又来到北京周口店。搬家也是工程的一部分,200多吨设备和物资,要靠大家装车、卸车、搬运。
从黑石峪去周口店,汽车经过北京。年轻姑娘们当然也想看看北京城。但车没有停,一路开到了工地。当晚研究施工,第二天就进了坑道。
那年夏天,驻地又赶上痢疾流行。最多的时候,每天十几个人生病,原本14个人的活儿,有时只剩7个人干。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每个人都累得腰酸腿疼。
坑道还时常塌方。她们一边清理、一边支护、一边继续向前掘进,最后创下了班进尺17米、月进尺321米的纪录。
数字留在了档案里。但多年以后再回头看,那段日子最让人记住的,似乎并不只是那些纪录,是坑道里震耳欲聋的风钻,是沾满泥水的雨鞋,是下班后怎么也伸不直的手臂,是姐妹之间看见谁身体不舒服,就悄悄多替她干一点活儿,也是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在大山深处度过的青春。
如今,距离“三八”坑探班成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再谈起那段日子,有人问她们:苦不苦?后不后悔?她们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觉得,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干过来的。年轻,有力气,也认准了一件事,就一起往前干。
“能够为地质找矿出过一份力,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自豪。”
半个世纪过去,曾经的年轻姑娘早已老去。但在黄土梁、黑石峪、周口店那些幽深的坑道里,她们留下过自己的脚印,也把一段二十岁的青春,留在了中国地质人的历史里。
编辑:李苒苒
校对:张 凡
审核:章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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