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宝山的“女子三八钻”

李梅不在齐齐哈尔，在北京大兴带外孙女。2021 年，我也在北京工作，想去见见李梅。

中秋之后，我给李梅打电话，约好采访时间和地点。我乘地铁从海淀区到大兴区，再换乘几站公交，我们在某个休闲广场见面了。

李梅 60 多岁，个头不高，说东北话，声音洪亮，中气很足。

之前，我和李梅是完全陌生的。兴许同为地质二代，我们很快就消除了生疏感。得知我要写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钻工，李梅的激动溢于言表。她拿出了一张长卷黑白照片，那是 1977 年，全国工业学大庆表彰大会的纪念照，她作为优秀女机长代表，受到了国家主席的接见，这成为她一生最珍贵的回忆。那年的会议结束后，单位特意租了辆大客车到嫩江火车站，敲锣打鼓地迎接她。

十多年前，李梅退休之后去上老年大学，新结识的朋友得知她当过机长，对她刮目相看，“您可了不得，女机长啊！您驾驶的航班是哪儿飞哪儿的啊？”

李梅忍俊不禁，“那可不是！我们的‘航班’全是‘女飞行员’，全国各地到处飞。”经解释，大家才得知，李梅曾是地质队“女子三八钻”的机长。蹉跎岁月里，她带领娘子军在荒无人烟的多宝山寻找矿藏，留下了诸多难忘的故事。

 

 

 

嫩江，清朝时期称“墨尔根”，汉语的意思是“善于打猎的人”，是清代东北边疆著名的“边外七镇”之一，古驿路的重要枢纽，既是古驿路南线“奏捷之路”的首站，又是“北路驿站”的第六站，是连接黑龙江北方门户（瑗珲）、漠河和吉林两条驿道的重要驿站。

多宝山镇，在嫩江上游大小兴安岭接合处，为低山丘陵区，多霜冻。

多宝山是黑龙江的一块宝地，境内有多宝山铜矿、黑宝山煤矿、建边农场等，矿产资源储量大、品位高，目前已探明矿产 38 种，仅金属铜就占全省资源储量的 95%，全国排名第三位，被地质部门誉为“地质摇篮”“矿产之乡”。

1974 年是全国地勘单位大会战多部门、多工种、多技术手段最具规模、声势浩大的鼎盛时期。这一年，黑龙江省地质局在多宝山开展铜矿勘探大会战，原黑龙江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以下简称四队，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矿产勘查开发总院）安排 18 台钻机上马（含 17 台“青年号”， 1 台“女子三八钻”）。“女子三八钻”是按当时的现实要求，为解决女青年的就业问题而组建的，由 21岁的李梅出任机长。此时的李梅已经在机台工作了三年。

1971 年，李梅初到机台工作时，黑龙江地质局还没有成建制的女子钻井队。她从建设兵团回地质队之后到了野外分队，被安排在“青年号”机台做勤杂工。那三年对李梅来说没觉得有多艰苦，倒是有几分浪漫有趣。

1971 年元旦刚过， 17 岁的李梅来到了龙江县神山矿区。离开城市到山区，从校园奔赴野外，环境、空间、群体的骤然转换，让懵懵懂懂的李梅有些愣神。挺立在旷野中的绿色钻塔和帐篷，使得坐车的寒冷和劳累，瞬间从她的体内出逃。帐篷里可真暖和呀！一个大水桶端坐在大铁炉子上，咕咕咕咕直吐热气，狭小的帐篷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诱人香味儿。李梅稚嫩的脸上难掩天真好奇。师傅笑了，故作神秘地说：“一会儿请你们吃狍子肉，这可是地道的野味儿呀！”

做钻探工作，每年都要在年初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出队，又在年尾寒冬腊月收队。那年，大家伙儿刚安顿下来没过几天，就到了春节，队里只放 7 天假。一部分职工回家，一部分留下来，在山上守班。

那时候，龙江县离四队大队部所在地齐齐哈尔有 200 多公里，路况不好，没有直达班车，最好的车是北京吉普。

李梅晕车，想着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乘车，难免要翻江倒海呕吐，在家待不上几天，又得颠颠簸簸回矿区，她便没有回家，留下来和另一个姑娘崔凤住在同一顶帐篷里。除夕，俩丫头生了一炉火，烧得帐篷里热乎乎的。她俩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惬意地盘腿坐在床上，玩起了扑克牌。年轻真是不知愁滋味，她俩非但没觉得寂寞，反而陶醉在眼前这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野外生活之中，完全忘了山下千家万户正团团圆圆过大年。大年初一早上，俩丫头来到食堂，几位老师傅冲她们直乐。一问才知道，师傅们担心她们想家哭鼻子，昨晚悄悄在她们的帐篷外听动静呢！没想到，俩丫头把想家这档子事儿抛在了脑后。

那三年，做事用心的李梅认识了离合器、蘑菇头，明白了泥浆的作用，懂得了什么是回次进尺，学习了取芯方法的种类等等。

1974 年，地质队开始钻探技术革新。大队部便派她和另外几个女钻工到北京 101 地质队学习金刚石钻探技术。想着自己将成为“女子三八钻”的机长，李梅的心里充满了滚烫的激情，决心带领姑娘们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

李梅的父亲心里却不踏实了。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地质人，深知钻探工作不仅艰苦，还有诸多不可预见性。尽管李梅在野外工作了三年，但那会儿机台上以男同志为主，一两个女青年穿插其中，大部分时间只做记录等辅助性工作，重体力活和技术难题都是男钻工去解决。如今，让稚气未脱的丫头去挑大梁，整天去干男人干的活儿，他担心李梅会扛不住，就找到队领导说，“李梅自己还是个孩子，让她领着 26 个女娃娃上无人区打钻，能行吗？”队领导充分肯定了李梅的组织领导才能，“这是根据李梅在机台上的现实表现作出的决定，如果工作拿不下来，现场还有几位经验丰富的男顾问做指导，请尽管放心。”

李父将信将疑。出发前，他叮嘱女儿，年龄太小，不要在机台找对象、谈恋爱，未来的路还很长。

在“女子三八钻”工作四五年，李梅的确遵从父亲的叮嘱没有谈恋爱。

在野外工作，成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又是在荒郊野岭，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在所难免。

一个雨天，机台搬入一个新工地。

开钻前，李梅去发动柴油机。柴油机是点着了，可李梅脚下一滑，摔倒在传动带上，脸上立刻被刮出了两个大口子，骨头都露出来了。在场的姐妹们都吓哭了。李梅当时麻木了，全然不觉得痛，到了晚上，脸肿得老大，眼睛看不见东西，也吃不下饭，才感到疼痛无比。大伙儿生怕李梅落下后遗症，赶忙叫来随队医生。医生仔细查看了李梅的伤口，进行了包扎。那时地质队的医疗条件虽然简陋，但随队医生有不少是从部队转业的，医术高超，责任心强。过了一段时间后，李梅的伤口痊愈了。医生安慰李梅说，幸好没落下疤痕，还能找着对象。

作家对雪的描述总是带有罗曼蒂克情调，比如，“如果一个冬天没有雪，对北方的土地和北方人来说，同样饥渴！乡土、村庄、雪，已成为精神的对应物，成为生命之‘水’，须臾不可分。”而对于在黑龙江的地质队员来讲，冬季长达五六个月，雪天施工，会遭遇诸多意外和困难。

李梅至今仍心有余悸的是雪地卸车。

那年大年初五，解放牌大货车载着满满一车的钻杆到工地，大家爬上车准备卸钻杆。由于雪地打滑，汽车爬坡时陷入 1 米厚的雪地之中。李梅让大家赶紧从车上下来，她在车后指挥。一不留神，她脚下一滑，一个踉跄摔倒了。这时大货车已从雪坑里开出来了，正向后倒车。李梅躲闪不及，车轮从她的腿上碾了过去。万幸的是，李梅的腿当时埋在厚厚的积雪中，才得以完好无损。大雪，居然成了李梅的保护神。

 

 

在地质队，项目没有结束就不能收队；没有特殊原因，职工不能离开地质队。一线职工每年平均在野外工作的时间超过了 200 天。姑娘们在矿区目睹了叶子从树丫间蹦出来，又从枝头上纷纷飘落的全过程，却淡忘了城里的春夏秋冬是什么颜色，有着怎样的热闹景象。

1974 年正月十五，冰雪未融，寒气未减，金刚石小口径钻进技术在多宝山进行试验。

初出茅庐的姑娘们一说到金刚石，脑海里即刻闪现出“金贵”二字。在钻进时，大伙儿自然是小心翼翼。夜班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人特别困，她们强迫自己打起精神，目不转睛，生怕稍有闪失，把钻头给烧坏了。

当年与李梅共事，现在仍居住在黑龙江的 70 多岁的女钻工周秀兰说，多宝山的冬天比哈尔滨更冷，时间更长，四处都是阴森森的寒气，冻得手脚都不听使唤。那时候，姑娘们只能把双脚放进有热水的循环箱中取暖。

周秀兰至今记得，有一年年末机台已完成钻进任务，化验工作还没结束，分队部就派她和几个女钻工到化验室增援。夜里，她们点了一炉火，在帐篷上抠个洞，把烟管伸到外面去。或许是炉筒太热了，当晚不知怎么就着火了。周秀兰最先闻到了烟味儿，以为是炉子正常出烟，就没在意。不一会儿的工夫，满屋子烟雾腾腾，熏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紧接着火苗噌的就蹿出来了，屋里的东西瞬间就被点着了。她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给吓蒙了，傻傻的不知道该往外跑，在屋里声嘶力竭地喊：“着火了！着火了！快来人哪，救命啊！”听到喊叫，大伙儿拿着装满水的脸盆和桶，从各自帐篷里跑出来救火。等到把火扑灭，周秀兰和同伴才发现自己只穿了背心和线裤，羞得她俩恨不得有地缝钻进去。

从天而降的雨水同样令人尴尬。

一下雨，帐篷里便灌满了水，鞋子、盆子、桶等物品都成了“玩具小船”，在水里漂游。工作区域四周都是泥，大家穿的登山鞋沾上了厚厚的黏土，仿佛个个都穿着笨重的高跟鞋。如果雨季时间长，登山鞋十天半个月可能都脱不下来。

待初春小草冒出新芽时，姑娘们便坐到帐篷旁边的草地上铲厚厚的登山鞋底，能铲下来一大堆泥。

但是工作区是见不着有泥的，不仅仅是姑娘们讲卫生、爱整洁，更是因为若没把地板冲干净，稍不留神就可能打呲溜滑而摔伤。因此，收工进帐篷前，她们会在门口放一把铁锨，把脚上的泥铲干净了进屋，再换自己的鞋。

野外作业对衣着也有严格要求。姑娘们都把爱美的小心思悄悄藏起来。那时候，通常上三个礼拜班能赶上一个休息日，姑娘们就脱下工装，穿上好看的衣服和心爱的鞋子，结伴上山。

漫山遍野的山杏、达子香、野菊花、野芍药……像是等待她们多时，在阳光下婀娜摇曳，任她们在花丛树丛草丛放肆地疯啊、笑啊，尽情撒欢。她们摘了野花儿放到帐篷里，娇小的花蕊顿时生动了狭小的空间。

山里还有带白霜的都柿（即蓝莓），摘回来放点儿白糖拌一拌，酸酸甜甜的味道煞是醉人。师傅见她们吃蓝莓停不下来，就告诫说，那玩意儿不能多吃，它像酒一样，吃多了真的会醉，会晕，还可能闹肚子。

 

 

那时候，野外地质工作卫生条件差，工作环境差，成群结队的蚊子、小咬追得人们无处躲藏。每个钻工几乎都被“大瞎蒙”蜇伤过。夏天不管多热，工人们都要捂得严严实实，要不然身上被叮得到处都是又疼又痒的包。黄色、带花纹的“大瞎蒙”还会直接往人的皮肤里钻，吸人的血。会吸烟的男钻工会用烟头去烫，真管用。女钻工不吸烟，被“大瞎蒙”叮了，就朝男同事借香烟。

嫩江系高寒地带，野生动物种类占整个大兴安岭野生动物种类的九成以上。

在野外工作，白天还能经常看见狍子来回跑，蛇在地上窜。刚开始姑娘们挺害怕，时间长了，便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胆子渐渐大起来。她们会用夹子夹住小一点的蛇，直接扔出去。帐篷里经常有耗子来和她们“争地盘”。大的耗子有一尺来长，胆大得很，脏兮兮的，晚上往床上跑，把床撞得砰砰响，能把人震醒。

有一次，钻工刘雅贤的脚被耗子咬了一个小三角口，流了很多血，吓得她大声尖叫。万幸那只耗子没有携带致命病毒。她上卫生所简单消了消毒，用了些消炎药，不久伤口就愈合了。一天，大家忙完上下钻的准备工作，正打算休息，一只胖乎乎、脊背长着一道黑毛的灰色耗子旁若无人地跑进了机台。兴许它从来没见过荒野里的钻探设备，便好奇地瞪着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东瞅瞅，西望望。大家看到这个不速之客，瞬间来了精神，一心想抓住它，为刘雅贤报仇。姑娘们关上门，边喊边撵，吓得耗子四处逃窜。刚巧这时有人打开炉门，准备添柈子。被追得晕头转向的耗子稀里糊涂地朝着通红的炉火跑去。顿时，耗子被大火烤得“吱吱吱”拼命叫唤，这让大家起了怜悯之心，连忙用钩子去钩它，想把它从炉中救出来。然而，事与愿违，越是拉它，它越往里钻。一只耗子就这样结束了它的生命，使善良的姑娘们陡添莫名的惆怅。

勘探工区的路上有一片森林，起初去机台没有路，钻工们每天上下班，踩出了一条小路。夏天，小草和树木都长起来了，便把路给遮住了，周围有什么动物都发现不了。等到能听见声音了，不明动物可能就在身边，危险也就离得很近了。

那会儿，那里经常遇到蛇和狼。

刚组建“女子三八钻”那年，大伙儿在多宝山西沟施工。

都说西沟有狼。白天还好，狼听见钻机轰鸣声，不敢靠近。待机台处理事故时，晚上得派几个人去守班，狼就在离机台不远处“嗥嗥”叫，吓得姑娘们魂儿都没了。

一次上“零点班”，大伙儿正在钻机附近用脸盆淘水钻进，突然传来一阵清晰的哭声，像人哭又不是人，听得人瘆得慌，浑身起鸡皮疙瘩。几个姑娘扔下盆撒腿就往钻塔里跑，吓得抱成一团哭，愣了半分钟才想起得赶紧把门堵上。于是，大家又蹑手蹑脚地把凡是能搬得动的东西都堵在门上，生怕弄出声响让狼听见了，然后一个个爬到塔上，屏住呼吸，两眼紧盯着门口，想着万一狼把门撞开了，自己千万别被狼给吃了。

要是不来多宝山，这些 20 岁上下的丫头，大概还可以安安心心躺在家里，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美梦；还能在父母面前任任性、撒撒娇。可是此时，豺狼却恶狠狠地在钻塔外觊觎……就这样，她们紧张了大半夜，也胡思乱想了大半夜，直到天亮才敢从塔上下来。

第二天，整个矿区都知道“狼来了”。保卫科的同志赶忙带上枪，一连跟了三四个“零点班”，不见狼叫唤，兴许是狼闻着火药味儿吓跑了。打那以后，姑娘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夜里走道备好手电筒、火柴（打火机），手里提着木棍。

还有一次上“零点班”，主动钻杆出了问题。为抢抓生产时间，需连夜将主动钻杆送到车间车螺丝扣。韩秀莲和另一位女钻工肩扛几十公斤重的 60 钻杆，深夜走在林间小道上，听着远处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在吼叫，吓得心里直突突。为了壮胆，俩姑娘索性故意大声说话，还唱起了跑调儿的歌。

 

 

 

四队“女子三八钻”的 20 多个钻工多数来自齐齐哈尔，也有哈尔滨、北京、上海的姑娘。

郑艳华来自哈尔滨，长得漂亮，舞跳得好，在女钻工中年龄最小。姐姐们都说她是一个娇嫩的小女孩儿。

轰鸣的钻机声，还有柴油浓浓的气味，使郑艳华反胃，呕吐。她对机长李梅说，自己怎么吐的全是柴油啊，好恶心，满嘴都是柴油味儿。李梅风趣地说：“你要是能吐柴油就好了，我们就省了买柴油的钱了。”

郑艳华有“三怕”“一难忘”。她怕上塔顶、怕走夜路、怕上“零点班”。她比其他人来得晚，于是安排她和班长周秀兰一个班。有一次，郑艳华上塔顶拧钻杆，她战战兢兢一边往上爬，一边胆怯地瞅着塔下的周秀兰，手脚都在不停颤抖。周秀兰见状，便问郑艳华是不是害怕。郑艳华委屈地说自己血压低，血糖低，还有恐高症。周秀兰听罢，赶紧让她下来。柔弱的郑艳华却心有不甘，不想给人留下“胆小鬼”的印象，周秀兰就带着她一点一点、一段一段向上爬，终于爬到了塔顶。寒冷的冬天在夜里走山路令郑艳华感到痛苦。每次，李梅和周秀兰都把郑艳华安排在中间走，前面两个、后面三个女钻工保护着她。即使这样，无法名状的恐惧还是令郑艳华浑身战栗。因为在野外地质队，有这样一种说法：走在最前面，怕第一个踩到蛇；走第二、第三吧，又担心第一个惊动了蛇，不咬第一个，而去咬第二和第三个；走在最后的又怕狼。说是狼最爱偷袭最后一个人，前爪搭人肩。待人一回头，狼就咬人的脖子。

钻机 24 小时不停地工作，最难熬的是夜间零点到早上 8 点。轮到郑艳华上“零点班”，她就犯愁了：白天工作没法好好休息，夜里也没法睡，有时站着站着就睡着了。由于长期处于生活不规律的状态，她感到整天昏沉沉的，身体非常难受。大家怕她出事，调整了班次，不再安排郑艳华上“零点班”。

地质部在多宝山进行金刚石钻进试验的消息传到了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陈剑飞那里，他高度重视。一天，他来到了多宝山，到“女子三八钻”看望慰问女娃娃们。

一听说省委书记来了，姑娘们十分激动。那天上班，周秀兰对郑艳华说，“你来提钻。”要“三怕”的郑艳华提钻，旁人都睁大了眼睛，郑艳华更是既忐忑又感动：她在女钻工中最年轻，又是新手。班长把提钻的工作交给自己，既是鼓励，更是信任。那天，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众姐妹齐心协力，顺利地提上来一根一米多长的岩芯。

韩秀莲到多宝山之前，被安排在炊事班工作。为了能上机台，她与炊事班的另一位姐妹到劳资科，请求上机台工作。劳资科领导不同意，她俩每天下班后就去磨嘴皮。经不起俩丫头的软磨硬泡，劳资科终于答应了她们的请求。

第一次操纵升降机上下钻，韩秀莲眼见钻杆从几百米深的钻孔里提出来，一根根岩芯摆在地面，她激动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或许太激动了，下钻时她没有掌控好速度，钻具掉进了钻孔。这可把韩秀莲吓着了，生怕造成孔内事故，影响生产进度。班长见状，走过来稳定韩秀莲的情绪，指导她继续下钻。当钻具下到预定深度，班长合上主动钻杆，先轻轻地上下活动，开动钻机，将上面的钻杆连接到下面的钻具，钻进很快就恢复正常。韩秀莲终于松了口气。打那以后，她细心观察、琢磨班长操作的每个细节，渐渐地可以熟练操作了。

 

 

20 世纪 70 年代，地质工作者都自觉把集体荣誉放在重要位置，忽略个人得失。

与韩秀莲一同上多宝山的一名女钻工，结婚怀孕后仍在机台工作。她不好意思请假，因上山砍木杆搭帐篷，累得不幸流产了。韩秀莲和她住一个帐篷，床挨着床。同伴流产时痛苦的样子，至今仍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那时，她们都年轻，不知道怀孕的女人需要得到特别的关照。不久，又有一名女钻工因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流产。之后李梅心疼地埋怨她俩，为什么不把怀孕的事告诉她。俩姑娘说，机台人手不多，她们不想离开机台，不想临阵脱逃。

李梅说，四队“女子三八钻”最初上机台是 26 人，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前后共有 60 多名女钻工在机台工作过。虽然钻探任务比较多，气候恶劣，姑娘们却也练就了一身韧劲儿和蛮劲儿。“女子三八钻”成立的第一年，便超额完成任务，被评为地质部先进单位。从 1974 年成立到 1980 年，她们率先在多宝山矿区创出年进尺 2600 米的新纪录，总进尺 10000 多米，钻孔近 200 个。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的开篇，提到知识青年大返城，所必经的“嫩江火车站”也在这里。与李梅同龄的地质二代，既是梁晓声先生笔下的“知青”，也是地质队的“知青”和“子弟兵”。那段不可复制的蹉跎岁月，有泪水，有喜悦，有追求，它们交织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也将随着岁月的河流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