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调查地质之便留心史前文化——仰韶文化的探寻

小口尖底瓶 供图/仰韶博物馆

 

小口、细颈、深腹、尖底、腹身拍印斜向绳纹、造型奇特、古朴大方的小口尖底瓶是我国最早的陶制酒器，在古代不仅是酿酒器、盛酒器，也是一种礼器，是国宝级文物，代表着中华悠久灿烂的古文化。小口尖底瓶产自仰韶文化时期，它的发掘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

 

民国初年的地质调查所

 

中国地质调查所

 

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15号（原9号），一个看似很普通且充满生活气息的大杂院，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旧址、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创地，在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矿产陈列馆也是中国地质学的第一个展览场所，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前身。1913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时，民国工商部曾明文规定，“特饬矿务司筹设地质调查、地质研究二所，除该司地质科原有人员外，酌聘中外地质专家分任职务，各以半年外出调查，半年担任教务，以期教学相长，切实进行。”于是北洋政府决定聘请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到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并被任命为地质矿产陈列馆（现中国地质博物馆）的第三任馆长，开启了一系列的中国考古发现之旅。

 

越洋而来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

 

安特生出生于1874年，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他在担任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秘书长时，组织各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学家编撰了1000多页两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其中一章介绍了中国的铁矿资源，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

安特生来华原本是帮助调查北方煤矿、铁矿的分布与储藏情况，由于探矿研究经费的逐渐减少，他感觉难以为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山西调查铜矿时发现了黄土下面的红土堆积和众多的淡水贝壳化石，之后他便将精力和兴趣转到收藏古生物化石方面，同时也十分注意石器的采集，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考古成绩。由于考古地层学的概念本身就是从地质地层学借用过来的，操作技术可谓是近亲，因此安特生几乎没费多大劲就成了考古领域的高手，在地质学家的殊荣之外又戴上了考古学家的桂冠。安特生曾在《黄土的儿女》中描述自己的工作：“最初使我在中国的工作有一定方向的是一片小石头，从这时起十年中，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的身份经历了开矿专家——化石收集者——考古学家的变化。”正是他工作性质的根本转变，才有了之后仰韶文化的发现。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

 

仰韶村挖掘旧址 供图/仰韶文化博物馆

 

1918年，安特生首次踏进仰韶村，当时主要是为了调查脊椎动物化石，并没有注意到当地的石器。一年后，地质调查所的技师朱庭祜到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进行地质调查，返回北京时带了一些制作精美的石器，一下子引起了安特生的浓厚兴趣。1920年，安特生派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前往仰韶村采集动物化石。临走之前，刘长山特意携带了一些已发现的石器，以便出示给当地的村民寻找更多石器的线索。恰逢当年仰韶村旱灾严重，村民们忍饥挨饿，度日如年，听说有人来收石器，纷纷将自己平时耕作时捡到的石器廉价卖给刘长山，以此换取钱财来维持生计。刘长山在仰韶村住了3天，不负安特生所托采集收购了600余件各式各样的石器标本，全部运回地质调查所。当安特生见到这些石器时，十分激动。他小心观察，生怕弄坏任何一件，并详细询问其出处，拿出地图仔细研究，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猜想到仰韶村可能是一个大规模的石器时代遗址。

 

袁复礼站在一处仰韶挖掘点上（据曹希平，2021）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安特生在1921年4月带着疑问以及强烈的发掘欲望，迫不及待地重访仰韶村。到达之后，安特生一下子就被完美的地质构造、优越的自然条件所吸引，立即对之前发现石器的地点展开调查。在距仰韶村大约１千米的地方有一条深沟，安特生观察其地层的变化，发现沟壑的北侧各地层之间的分界很明显，下层是第三纪红土，其上是土质相对较松的灰色土，而且其中含有碎陶片。安特生继续在灰色土层中进行采掘，发现了一小块磨光彩陶，红底黑色。他极其兴奋，随后又在灰色土层中发现了一件石斧和很多碎陶片。但由于没有官方的正式批文，不能对仰韶村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在仰韶村待了8天后，安特生带着搜集的陶片、石斧、石刀等遗物，以及向村民收购的石器和陶器，装了满满4箱托运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立即在地质调查所查找关于彩陶的相关资料，偶然翻阅到一份关于安诺遗址的发掘报告，并发现安诺遗址的彩陶与仰韶村发掘的彩陶有相似之处。结合自己在仰韶村的实地考察，他初步断定仰韶村是我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安特生十分渴望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于是他把想法告诉了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丁文江非常支持他的想法，帮助他征得了农商部的同意，以及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

1921年10月，安特生带着发掘仰韶村的正式批文再次踏入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同行的还有他的助手——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步赖克和师丹斯基，开启了仰韶村的正式发掘工作。安特生整日待在发掘现场指导，生怕忽略任何一个细节，累了就搭起小帐篷，躺在行军床上稍作休息，有时甚至直接在现场过夜，随时解决突发情况和问题。步赖克和师丹斯基负责用线尺丈量布满地穴的台地面积。

 

 

经测量，仰韶遗址东西长960米，南北宽480米左右，文化层平均厚度达３米。当时安特生十分激动地使劲拍打着袁复礼的肩膀说：“著名的丹麦遗址也不过长300米，宽150米，其亚诺遗址也才100多平方米。世界上没有见过这样规模的遗址。这里曾经是中国先民们生活的一个大村落，这里曾有过上古时期最辉煌的繁荣。”袁复礼则在现场带几个助手按1︰4000的比例尺及等高线距离5米绘制地图。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最早的一幅有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科学史料作品，后来此地多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常以此图为依据。仰韶村的发掘历经30多天，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一共分装了11箱运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写道：“应有名称，以便讨论。余即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遗址名称——仰韶文化，由此而来。安特生还对发掘的石器、骨器和陶器进行了详细分类。他将石器分为石斧、石镞、石刀等几大类，又按照类型进行了形状的分类，如石刀分为半月形、长方形和梯形。骨器按不同的形态分为骨镞、骨锥和骨针等。

 

仰韶陶片 中国地质博物馆馆藏

 

陶器分为单色陶和彩陶两种，单色陶依据颜色分为灰陶、红陶和黑陶。安特生专门对彩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不仅从器型、陶质等方面对彩陶进行了客观描述，还将仰韶彩陶与安诺及脱里波留等地区的彩陶进行了比较。他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写道：“仰韶彩陶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联系者。近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通，远或与欧洲相关。施彩色而磨光之陶器，即其要证。”“与此相似之陶器，欧洲新石器时代或其末期亦有之。如意大利西西里岛之启龙尼亚、东欧之格雷西亚，及俄罗斯西南之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地方，皆曾发现。各处之器，各有特点，然与河南仰韶古器之器工花纹，皆有近似之点。夫花纹式样，固未必不能独立创作，彼此不相连属。然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两地艺术，彼此流传，未可知也。”他就此问题请教了英国考古学家郝伯森和德国考古学家施密特，并提出了“彩陶西来说”的观点，认为彩陶是由西向东，经新疆、甘肃传入河南。为了验证此观点，安特生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了甘肃考古，但没有找到彩陶西来的证据。直到1945年，夏鼐对甘肃的齐家文化遗址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安特生对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的错误，“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仰韶文化大开创之举

 

仰韶村遗址全景图 供图/仰韶文化博物馆

 

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第一页。在发现仰韶文化之前，中国考古学并未正式形成，北宋时期具有一定学术体系的金石学是我国考古学的前身，但是中国考古学长期处于金石学的阶段，很少考虑到文物埋藏的情况，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仰韶文化开创了在考古中运用地质学的传统。早期的考古学家大都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们用地质学的方法处理洞穴及砾石层的发掘问题，由地质学概念引入的地层学理论使中国考古学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出于专业习惯，安特生在发掘仰韶村时首次把地貌学、地层学、分层学的科学原理引入到野外考古发掘中，测量遗址地形地貌，绘制地形图，并注重遗址发掘过程中地层的变化，开创了考古中运用地质学的先河。

 

 

仰韶先民生活场景模拟

 

仰韶文化促进了中国田野考古的诞生。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时，将欧洲较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引入到我国。他发掘仰韶村时主要采用水平层向下发掘的方法，详细分析地貌的形成、观察地层的变化、确定发掘的地点、记录和测量出土遗物的位置、考察遗址和遗址周围地区的地质情况、编号整理出土遗物，这一系列流程构成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基本操作步骤，使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和科学，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现代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安特生田野考古的测量、绘画、记录、采集标本等技术方法，至今仍为我国考古学家所沿用。李济先生曾称赞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

仰韶文化展示了中华远古先进的文明和中国先祖卓越的智慧，证明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一个非常发达而且独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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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希阳

校对：张     凡

审核：陈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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