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文中的化石之植物篇|生物进化

在前两期中，讲了我国古人对动物化石的认识，古诗文中的记述可谓是卷帙浩繁，林林总总的化石也是蔚为大观。与之相比，我国古人记述的植物化石种类就不多了，但老祖宗对其的认识仍是可圈可点的。其中有个“大户”，身份特殊，那就是琥珀。

 

 

说起 “琥珀”，普通人第一反应大多会把它和宝石挂钩——这也不奇怪，琥珀质地轻且温润，带着宝石般的光泽和晶莹度，和珍珠、珊瑚一起被称为“三大有机宝石”。不过对化石爱好者或研究者来说，他们更在意的不是琥珀的“宝石身份”，而是里面裹着的虫子、植物碎片这些东西。其实琥珀本身，是一种特别的“史前树脂化石”。

松柏类、豆科和南洋杉科等植物分泌的树脂滴落后，被深埋并发生石化作用，在一定温度与压力的成岩作用下，形成琥珀。由于树脂有黏性，在没变硬前很容易粘住小生物，所以琥珀中常包有昆虫、蜘蛛等小虫和植物碎片，甚至有蛙类、鸟类等小型脊椎动物或某些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如长毛恐龙的尾部）。树脂像一层密封罩，把裹在其中的生物体和外界的空气、细菌隔离开，既避免了生物氧化变质，又防止了微生物把它们分解掉。由于树脂仍然具有极低的透气性，而非完全没有，所以被树脂包裹的生物体，其软组织会经历一个缓慢的水解和氧化过程。水分和氧气被逐渐耗尽，大多数易腐烂的有机物质（如蛋白质、DNA、碳水化合物）会分解消失，但更稳定的物质（如几丁质、黑色素）和无机物会保留下来，并以无与伦比的精细度保存生物体的形态结构。许多琥珀中的生物不仅外形几乎没有变化，连细节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连死亡瞬间的动态场景——如昆虫的捕猎、挣扎等动作都被“定格”了，让人直观感受到“凝固的时间”，因此琥珀被誉为“时光胶囊”。最古老的琥珀来自晚石炭世的地层中，有约3.2亿年高龄；而最古老的带虫琥珀则发现于距今约2.3亿年的三叠纪中期的地层中；就算最“年轻”的琥珀，也超过4000万“岁”了。

 

 

 

 

关于琥珀是怎么来的，古人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但很早就有了和事实比较接近的判断。西晋时期，张华在《博物志》引用东晋葛洪在《神仙转》中对琥珀的描述，说“松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也认同这个说法，写琥珀，旧说是“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今烧之亦作松气”并提及“世有琥珀中有一蜂，形色如生” 。唐代时，人们对琥珀成因的认知更细致了。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国第一部官方药典）不仅肯定琥珀是松脂变成的，还将其归于“木部”（和树木相关的类别）；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记载琥珀燃烧时有松香气味，佐证其松脂起源说；就连诗人韦应物，也在《咏琥珀》里写了“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到了北宋，唐慎微在《证类本草》说琥珀是“木脂入地”，并非由茯苓转化而成，两者不共生且形成方式不一样。之后，北宋寇宗奭的《本草衍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谢肇淛的《五杂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再到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诸多不同领域的权威著作（涵盖药学、工艺、笔记小说等），都一致赞同琥珀的松脂化石理论。

不过，古人对琥珀成因的其他揣测就是无稽之谈了。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提及《淮南子》云：“兔丝，琥珀苗也。”这里的兔丝即“菟丝”，是一种寄生草本植物。“琥珀”这个名字的由来更是个美丽的误会。古代民间有过“虎死精魄入地化为石”的传说，因此琥珀曾被写作“虎魄”，如东汉的《汉书》中提到“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宋代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记有老虎的魂魄入地化作琥珀的传说。

琥珀的静电吸附现象古人发现得也很早。东汉王充的《论衡·乱龙篇》写“顿牟掇芥，磁石引针”。“顿牟”即琥珀。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和清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也提及这一现象。

作为珠宝佩饰的琥珀被记载得最多。早在商周时期，琥珀就已被制作成饰品。1986年从三星堆遗址挖出来的“心形琥珀坠饰”（大约是公元前1000年的东西），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琥珀制品。到了汉代，琥珀饰品的种类更丰富了，除了坠饰，还出现了印章、珠串、项链等。那时候的人还认为做成野兽形状的琥珀能“辟邪”，所以皇室和贵族都特别喜欢佩戴，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很多文字记录都在讲琥珀的“珠宝属性”。我国最早关于琥珀的记载，可能出自《山海经·南山经》：“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中国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在《石雅》中作过考证，认为其中的“育沛”指琥珀，《山海经》认为把它佩戴在身上可以不生腹部积块病。西汉初期，陆贾在《新语·道基》中使用了“琥珀”这一名称，写道“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把琥珀和珊瑚、珠宝等并列。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解释：“琥珀，珠也……光色如金，来自西戎。”唐代是琥珀地位大幅提升的时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琥珀被列为“佛教七宝”之一；二是丝绸之路变繁荣了，大量的琥珀原料从西域等地运到中原。这时候的琥珀不仅更受世人推崇，还成了诗人笔下的 “常客”：除了韦应物的《咏琥珀》，李贺在《将进酒》里写“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白则在《客中行》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两句里的“琥珀”是形容酒的颜色，可见当时琥珀的颜色已成了大家熟悉的“美”的象征。到了宋代，人们对琥珀的关注点又多了一层，开始重视“虫珀”（含昆虫的琥珀）的收藏价值。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了权贵用琥珀制作酒杯、扇坠等奢侈品的风尚。明代对琥珀认知的提升，主要体现在鉴赏和工艺两个方面，而且给琥珀细致地分了很多种类：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写“出南蕃西蕃，乃枫木之精液多年化为琥珀”，并从鉴赏的角度将琥珀分为明珀、香珀、蜡珀和血珀。刘文泰等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还提到了石珀、花珀、物象珀、瑿珀等。《本草纲目》在介绍“瑿”这种黑色琥珀时，引用《新修本草》中的描述“状似玄玉而轻”，和南朝雷敩《雷公炮炙论》中的评价“瑿是众珀之长”。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则记载了蜜珀、蜡珀、水珀、血珀等多种类型。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及琥珀作扇坠、念珠等的工艺价值。《天工开物》则说“琥珀最贵者名曰瑿（音依，此值黄金五倍价）”，并指出琥珀易造假，且列举了造假方法及辨别要领。清代涉及琥珀记载的书籍也多，介绍工艺与鉴赏的代表作有《匠作则例》（清宫档案）和《格致镜原》等，而徐珂的《清稗类钞》则主要记载了琥珀的收藏轶事。

医书对化石的偏爱在琥珀的记载上也有充分体现。自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将琥珀列为上品药材后，它就成了后世各朝代医书里的“常客”（见下表）。医书里对琥珀的记载很全面，除了安神、活血和利尿三大功效外，药用炮制方法、方剂和配伍禁忌及鉴别真伪等都写得清清楚楚。一些专门记录药方和治病案例的书，也收录了用琥珀做的药方。比如北宋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圣济总录》里，就有“琥珀散”、“琥珀丸”等含琥珀的经典方剂。

 

书名	作（编）者	朝代	相关内容
《神农本草经》	（众医家）	东汉	“安五脏，定魂魄，消瘀血，通五淋”
《雷公炮炙论》	雷敩	南朝宋	琥珀的药用炮制方法，强调需“研如粉”入药
《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	南朝梁	“味甘，平，无毒。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
《新修本草》	苏敬 等	唐	记载琥珀具有安神、散瘀等药效
《本草拾遗》	陈藏器	唐	补充《新修本草》，并指出琥珀可治小儿惊痫
《证类本草》	唐慎微	北宋	强调琥珀的安神、活血、利尿三大功效
《本草衍义》	寇宗奭	北宋	强调真伪鉴别，并指出茯苓与琥珀的区别
《本草品汇精要》	刘文泰 等	明	强调琥珀的镇静、利尿作用，附宫廷御用配方
《本草纲目》	李时珍	明	载其性味（甘、平）、功效（安五脏，定魂魄等）
《本草蒙筌》	陈嘉谟	明	简述琥珀的炮制方法（如研粉、酒浸）及方剂
《本草备要》	汪昂	清	简述琥珀安神、利尿等功效，附简易配方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	清	补充《本草纲目》，新增“琥珀散”等药用记载
《得配本草》	严洁 等	清	详述琥珀配伍禁忌及炮制方法

 

记载琥珀产地、开采与贸易，及作为贡品的书也不少。如南朝宋范晔编撰的《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哀牢夷（云南）地区产琥珀，并作为贡品进献。北宋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地理志》提到西域、波斯（今伊朗）向唐朝进贡琥珀，明代的《明一统志》记录了云南、辽东等地的琥珀贡品。明代谢肇淛的《滇略》、清代檀萃的《滇海虞衡志》记录了云南腾冲等地的琥珀产地，描述其开采方式及用途等。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清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则记录了东南亚（如越南、缅甸）向我国输入琥珀的贸易情况。

 

 

在介绍保存精美的化石时，常常会用“栩栩如生”来形容其中的动物。其实完整的木化石才是原生状态保存最好的，因为它们就和活着的时候一样“木”。

 

 

树木化石看似形态变化不大，但形成过程并不简单。就拿最常见的硅化木来说：远古时期的树木要是被火山灰或者泥沙之类的沉积物快速掩埋，就能处在封闭缺氧的环境里；这时若有富含硅质的地下水逐渐渗透，树木中的有机质比如纤维素、木质素，就会一点点被二氧化硅（SiO₂）等矿物质置换；之后再经过成百上千万年的压实与矿物结晶，最终形成主要成份是二氧化硅的化石，可能是石英质的，也可能是蛋白石质的。木化石上保留的年轮、树皮等结构，可为古气候研究提供数据。

浙江金华永康有个地方，以前叫松林镇（现为西溪镇的一部分），就是因为盛产木化石才取的这个名字。大约1亿年前，永康所属的金衢盆地气候炎热干燥，植物茂盛，火山活动频繁，地下水富含二氧化硅，这些条件凑在一起，造就了当地的硅化木——不仅年轮清晰，连导管和木纤维等细微的细胞结构都能看见，质地还特别坚硬。唐代陆龟蒙的《二遗诗并序》写道：“二遗者何石？枕材琴荐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松者何？越之东阳也。东阳多名山，就中金华为最……中饶古松，往往化而为石……”金华在唐代属于婺州（曾临时称过东阳郡），此记载表明当时陆龟蒙已知道那里有古松化为石的现象。后来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亦提及“婺州金华山有松石”。

实地考察家杜绾在《云林石谱》也记载过永康的木化石，说：“婺州永康县松林，顷因马自然先生在山，一夕大风雨，忽化为石，仆地，悉皆断截，大者径二三尺，尚存松脂脉纹，土人运而为坐具。至有小如拳者，亦堪置几案间。”杜绾认为松林原本长在山上，这一点是对的，但说一夜大雨就能让树变为石头，就错得离谱了。此外，明代李贤等人编的《明一统志》第四十二卷里，将永康县延真观前的“松化石”列为金华府的古迹，还顺带提到了木化石的相关信息；清代《永康县志》《金华府志》和谈迁的《枣林杂俎》这些书，也都记载过金华的木化石。

明代阎士选在《松石记》一文中记述过东海大竹岛中的松化石：“温润而栗，文理森如，根节盘结，千条万缕，如老人苍颜鹤发，蹲居不前状。……试问此石：生于何代？长于何时？何年为松？何年为石？”这段描述既有科学探求，又有文化情趣。

清代文献中关于木化石的记载颇丰，多集中于东北地区。如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写“木之变石，惟松则然，关东多有之，多奇物也”。《黑龙江外记》、《清稗类钞》、边声廷纂修的《盛京通志》、康熙皇帝所著《几暇格物编》等，都记载了黑龙江一带的木化石。

除此之外，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将“松石”（木化石）列为药物，称其能“安魂魄、辟邪恶”，并明确指出“乃古松化为石”。还有南宋吴曾所作《能改斋漫录》，明代的《格古要论》《新昌县志》和林有麟的《素园石谱》等，清代的《钦定西清砚谱》等书，从鉴赏与收藏的角度记载过木化石或相关制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中记载了延州（今陕西延安）的“竹笋”化石：“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适有中人过，亦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之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核桃、芦根、鱼、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按照现在古植物学的研究来看，那些“竹笋”大概率是产自上三叠统延长组的一类叫“新芦木”（Neocalamites）的化石，与其共生的还有拟丹尼蕨和枝脉蕨等植物化石。

 

 

新芦木是一类常见的蕨类植物化石，在古生物研究中属于楔叶纲，不过要是按现生生物分类，应该称为“木贼纲”。这类植物生存于二叠纪至三叠纪（约2.99亿至2.01亿年前），是古生代末期到中生代早期的重要植物类群。新芦木的茎干有很明显的分节，与现代木贼类植物如“节节草”相似，但它们的体型更大，可达数米高，看起来很像竹子。茎表面有纵向的脊和沟，节部明显，两节之间的长度也不一样。

虽然沈括没有认出延安的“竹笋”其实是新芦木化石，但他依据当地地势高且气候寒冷，本来不产竹子，却能挖出“竹笋”化石这一点，反过来推断出古时该地气候潮湿适宜竹子生长，所以指出“延州一带向来没有竹子，这些竹笋埋在几十尺深的地下，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东西。莫非是远古以前，这里地势低洼、气候潮湿，适宜竹子生长吗？”之后，他还做了更进一步的类比和质疑：婺州金华的山上有松树变成的石头。另外，像核桃、芦根、鱼、蟹之类的东西，也都有变成石头的。但这些都是当地原本就有的东西，不值得特别奇怪。可这些“竹笋”，是深地下本不该有的，又不是本地所产的东西，实在是特别奇异啊。尽管沈括误判了新芦木化石，但其通过观察和逻辑推理分析自然现象，仍彰显出我国古人的科学思辨智慧。

结合前文沈括依据“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推断沧海桑田的变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生物与环境的一致性，可以通过化石对应的现代生物的生活环境，去推断前者的生活环境。这种思路，其实就是“将今论古”的朴素科学思想。

 

 

清朝阮葵生写的《茶余客话》记载了一位制军官员在云南“见琥珀中有蚊蜂杂虫，大如西瓜，小如龙眼荔枝者，不下千余”。他后来感叹：“当时不以为奇，近亦不可得矣!”这也不奇怪，毕竟平时能见到的虫珀虽然不少，但一般都较小，像西瓜那么大的，难得一见。有古生物研究者觉得挺可惜，那位军官当时要是能量量那些“西瓜大”琥珀的尺寸，并设法保护和收藏起来，说不定现在还能多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只是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对琥珀的认证多以重量为评判标准，西瓜那么大的未必会创造记录。但即便如此，如果那位军官对琥珀有足够的了解，将那些琥珀悉心留存，其中藏着的古生物和古环境信息，会是特别珍贵的研究材料。

细细寻思，要是古人早就懂化石是怎么回事，那好多跟化石有关的古诗文，内容恐怕都得改一改。各类“本草”医书的损失估计是最大的，毕竟无论动物化石还是植物化石，都有被当成药材写进药典的。就说琥珀吧，倘若古人清楚它是怎么变成化石的，大概就不会有“虎魄”这个曾用名了，而《咏琥珀》中的“千年犹可觌”说不定就改成“亿年犹可觌”了。再比如黄庭坚，如果他知道自己诗里写的“笋”其实是震旦角石，就没法借“压笋”和“成竹”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东山再起的愿望了；不过换个角度想，他也许会借震旦角石的沉浮来比喻人生的起起落落。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两首化石诗应该是少不了的。倒是沈括，如果知道延州的“竹笋”其实是新芦木化石，就不至于因思考“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耗费脑细胞了。还有喜欢实地考察的杜绾，要是了解化石的形成过程，就不会犯认为木化石“一夕大风雨，忽化为石”的低级错误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古生物学家专业、系统的研究，我们也无法看出古人对化石的记载里有哪些不足，甚至是错误。当然，这也只是如果！毕竟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对那些未知的世界都愿意拼尽全力去探索，难道还能忍受对可触摸到的事物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