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史话 | 王曰伦：为前寒武纪修史的苦行僧（十七）

百年风云变幻。一代又一代地质人不改地质报国之志，传承坚守，开拓创新，与民族同发展，与时代同呼吸。一代又一代地质人不畏自然环境之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为国家找大矿，为人民谋安康。其间，涌现出的杰出地质人的代表，值得被记住、被学习。

1903年1月23日，山东省泰安县（今泰安市），一个紧邻泰山的小山村里，一声婴儿的初啼唤醒了山庄的黎明。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名扬全国地质学界的王曰伦。

虽是普通农家，王曰伦的父母还是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文雅的名字。由于家庭人口较多，王曰伦家生活并不富裕。全家人辛勤劳作，勉强供他读完中学后，已无力支持他继续深造。在家境殷实的同学和村中富裕的父老的勉力赞助下，他得以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采矿科。

正值时局动荡、国难当头之际，王曰伦深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决心将来为国家多找矿藏。王曰伦认为，学习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向书本学；二是到实际中去学。对搞地质研究的人来说，后者尤为重要。每逢放假，他便与几个同学自筹旅费，去山中实习，常月余不回校。从山西大学毕业后，他在瑞华地质调查研究会任技术员，参加了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等多项调查。1929年，他被招收到北平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走上了地质生涯的新起点。

王曰伦在地质调查所整理野外材料，同时有机会向北京大学教授葛利普学习古生物学及地层学。师从葛教授长达4年，他逐渐对各种标准化石了如指掌，见到化石一般就能判断其所属地层的时代和层位。

进入地质调查所不久，王曰伦参加了该所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西南地质大调查”。领导者是地质学泰斗、中国地质学创始人之一的丁文江。王曰伦躬从丁文江，一路上耳濡目染，获益匪浅。丁文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让王曰伦非常感动。西南地质大调查之行，使王曰伦得到了极大锻炼，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紧接着的几年里，王曰伦马不停蹄，四处奔波，开阔了视野，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他到云南东部曲靖、沾益、马龙等地调查泥盆系、志留系及下寒武统地层，随后以昆明为中心，北至金沙江，南至宜良、澄江，测制路线地质图，调查滇越铁路两侧地质。在昆明大阪桥发现了磷矿线索，其价值在1937年得以肯定。1932年，他去云南个旧锡矿调查。1933年，他去福建调查地质矿产。1934年，他到湖南调查新化锡矿山锑矿，研究泥盆纪地层。1935年，他在贵州、湖南和广西调查矿产地质，发现了南方震旦纪冰碛物的普遍存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曰伦于1938年出任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主任。当时大西南是抗战的稳固后方，肩负支持全国抗战的重要责任。农业的发展，对战时经济和抗战大局至关重要。怎样让农业增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王曰伦来到云南滇池畔的昆阳地区进行地质调查，搜集风蚀岩石。他把岩石标样交给有经验的老化验员。果不出所料，岩石里含有24%~30%的胶磷。中国人自己发现的第一个最大的磷矿——云南昆阳磷矿就此诞生。王曰伦进一步判断，昆阳磷矿地质层位是在下寒武统底部和南方震旦系冰碛层以上。此后，循着这一认识继续勘测，又在黔、桂、湘、鄂等地相继发现磷矿。这些磷矿的发现，为后方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农业肥料，对农业增产、支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春，他又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到人烟稀少、地域辽阔、工作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去从事地质矿产调查。从1942年至1949年，王曰伦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对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和新疆地区的煤、石油、石膏、铁、铜、钨资源调查；3次组织考察队对祁连山、白银厂、六盘山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发现铁、铬、硫磺、重晶石矿、煤田、油田多处。这些工作不仅支持了抗战，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开展西北地质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地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王曰伦是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主要开拓者之一，造诣最深，多有创见。

1929-1930年，他在丁文江早期云南工作的基础上，测制了8条下寒武统剖面，逐层采集化石，初步奠定了我国早寒武世生物地层学层序。1931年开始，他对滇东的含磷地层进行了系统调查，采集了化石，确定了其层位和时代，并将石英砂岩层底部角砾状石英岩，作为寒武系底部界线。

1950年，王曰伦率五台山研究队前往五台山区进行古老岩系中的铁矿地质调查，重新划分了维氏五台系、滹沱系的层系，基本厘清了五台山区前寒武纪构造和地层基础。1953年，五台山研究队发表了《五台山五台系地层新见》，是中国古老地层研究的重大突破。

1958年，王曰伦参与指导编制《中国先寒武纪地质图》和《中国的先寒武纪》总结。他提出南方震旦系和北方震旦系属于异系同名，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南方震旦系在上，北方震旦系在下，这一认识被后来的地质工作所证实。1956年9月，王曰伦等人在蓟县城北景儿峪首次发现景儿峪组和寒武系底部为不整合接触。1957年，他将其命名为“蓟县运动”，作为该区寒武系的分界。1958年7月，他带领王泽九等人前往河南嵩山地区开展工作时，在三官庙的关口看到了寒武系下部的砂砾岩，与下伏的地层呈不整合接触；相继又在少林寺西山山顶见到寒武纪地层与前寒武纪地层呈几十度的角度不整合接触，他将其命名为“少林运动”。

1963年，他带领陆宗斌等人在景儿峪村北的府君山组中发现了三叶虫化石——大古油栉虫，再次证明了府君山组的角砾岩属于沉积性质的堆积，归属于早寒武世，从而提出了华北地区寒武系与前寒武系之间为不整合接触关系的见解。王曰伦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表现在他建立了太行山区第四纪冰期、间冰期地层系统。

1961年，他同地质力学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进行太行山区综合地质考察，初步建立了黄壁庄地区、井陉地区、元氏、赞皇、高邑、临城、邯郸一带的第四纪冰期、间冰期地层系统，将太行山东麓第四纪初步划分为冯村冰期、黄壁庄冰期、赞皇冰期及北冶冰期4个冰期与间冰期。王曰伦等人的研究成果，无疑对推动学术进步起了积极作用。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因为冰碛层常为隔水层和牢固的地基层，搞清冰期对华北地区寻找地下水和工程地基处理有重要应用价值。

王曰伦在科学研究中从不迷信权威、屈从专家，而是敢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五台山地层的划分，主要由两位外国地质学权威主导。两位权威孰对孰错，难以定论。

王曰伦尊重实践，而不是盲从权威的定论。1951年，他带领地质队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深入五台山开展区域地质调查。经过实地反复考察，获得大量的岩石资料，提出了新的观点。王曰伦团队的研究建立了新的五台系层序。尽管尚存争论，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调查中获得充分论据的实践精神，却无法否认。

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地质学家富明带人到我国的秦岭走了一圈，绘制了16幅1∶200万的地质图。他把东秦岭的地层定为滹沱系的变质岩老地层，王曰伦受国家委派前往验收。王曰伦通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苏联专家错了，东秦岭应是前寒武系变质岩老地层。为了让事实说话，推翻苏联专家的错误结论，他带领地质人员再次深入秦岭调查，终于发现了三叶虫化石。这是验证秦岭岩层最有力的证据。三叶虫化石拿到1959年全国地层工作会议上，苏联专家在秦岭三叶虫化石面前，不得不承认他的地质图确实画错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王曰伦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提出一种新的成矿理论——海相火山岩成矿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大约5亿-4亿年前的奥陶纪时代，海底火山喷发频繁，火山活动带来了浩瀚的富铁物质，经过海水的物理和化学作用，沉积成大型富矿。这种成矿空间宽广，可以形成巨大的层状矿。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的“矽卡岩”成矿理论的束缚，大大扩大了找矿的范围。但是，当时我国地质界赞成和相信这一理论的人不多。